在《真理之光》主题博物馆中展出了大量建党早期的珍贵书刊，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新青年》其中一期中曾登载着《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民众开展革命宣传，在上海建立起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该社首次使用了“出版社”的名称。
李达在沪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74平方米，门额刻着吉祥图案，内有小天井，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楼下是客厅。这里虽然挺简陋，但周围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锁定，便于隐蔽；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可以迅速撤离。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社址与中共"二大"会址为同一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谈到：“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当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原是遭法租界巡捕房逼迫由沪迁粤的新青年社址，后来搬至隔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曾发布启事称：“本社现已迁移隔壁，即昌兴马路二十八号，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顺便说明，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在河北保定又有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也叫北方人民出版社，由王辛民负责，曾重版《共产党宣言》等几十种书籍）。人民出版社虽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蔡和森在1926年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出版社始终把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放在首位，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除了保证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以及党和国家交办的重要政治图书的出版任务之外，人民出版社还自主开发了一大批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优秀读物，越来越充分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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